“行到水盡處，坐看云起時。”唐代詩人王維的這句詩的意境，頗能說明邏輯實證分析思維與辯證思維的關系。辯證思維與邏輯實證分析思維分屬不同的思維層次，并不矛盾。沒有邏輯實證作為基礎的辯證思維是空泛不實的，而沒有辯證思維作為指導的邏輯實證分析思維則往往是機械片面的。邏輯實證著重的是對事物進行抽象的分析把握，辯證法則是要在抽象分析把握的基礎上，在觀念中呈現思維具體。思維具體，是抽象規定的綜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方法，既是科學的思維方法，也是構造科學體系的邏輯方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應用從抽象到具體辯證方法的典范。恩格斯撰寫《自然辯證法》也是力圖要在不斷進步的科技研究基礎上，利用諸多抽象分析的成果，在觀念中呈現自然的客觀邏輯，即自然規律的思維具體。事實上，作為偉大的哲學家，恩格斯以過人的思辨能力，依據近代科技研究成果，對自然的客觀邏輯的確做出了遠遠超出同時代思想家的深刻把握。然而，《自然辯證法》的精髓并未被太多的人領會，更談不上接受其生態警示。

西方工業文明發展到上個世紀中葉，由于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歐、美、日諸發達國家和地區，因環境惡化引發的經濟社會問題越來越多。比如1956年日本水俁灣附近發生的震驚世界的水俁病事件。這種病癥是因為當地居民長期食用含有汞的海產品所致。而作為毒源的汞，則來自于水俁灣沿海工廠的廢水排放。大量的環境惡化事例密集出現，致使歐、美、日等對人類自身與自然關系的反思迅速升溫。

有意味的是，差不多同時，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出現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自然辯證法》的警示才開始得到重視。

1972年，聯合國發表《人類環境宣言》；1990年代以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聲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等一系列有關環境問題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文件相繼問世，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越來越成為全球共識。

西方發達國家走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之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就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在重新研讀馬克思著述后，嚴肅地告誡西方世界“馬克思是對的”一樣，我假設如果愛因斯坦生活在今天，重新讓他評價《自然辯證法》，愛因斯坦一定會說：恩格斯是對的！

歷史總是這樣，先覺未必總是能夠覺后覺；遲早覺悟，并且在覺悟的過程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常常讓后人感慨！五六十年后，恩格斯的論斷才在西方世界中有了知音反響。遺憾的是，這些隔代的反響，純屬自發，而非自覺，是由一堆堆棘手的現實問題逼迫引發出的被動性的、不得不進行的反思和調整。這些反思和調整，反映在思維觀念上，就是盡可能多地把已有的抽象分析提升到思維的具體；反映在實踐上，就是極盡綜合把握的能力，更為和諧地推進人與自然的關系。

今天，我國的經濟總量雖然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國務院總理卻不得不大聲疾呼：讓老百姓喝上合格的奶，吃上合格的肉、菜，喝上干凈水，能享受藍天、呼吸新鮮空氣！這種情形，我們這代人無論如何都沒有預想得到。

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后，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驗，審視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的教訓，反思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把生態文明不僅寫進了黨章，而且提升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的戰略高度，更是在人權白皮書中首次寫入生態人權保障，凸顯中國政府對環境問題越來越重視，深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然界客觀邏輯的敬畏。

生態的、綠色的、低碳的發展，已經成為國際性的主導話語，各國經濟發展順之則昌，逆之則衰。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城鎮化程度已經很高，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可以順勢而為。相比之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無論是實現全面小康還是基本實現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率都還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問題是，今天無論國際市場條件許可也好，還是國內生態資源環境瓶頸制約也好，都決定了我們今后的發展，注定要在生態文明范式下轉方式調結構，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路徑。

要實現這種發展轉變，首先應該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真正確立生態文明的觀念。觀念改變世界，觀念塑造世界。有什么樣的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局面。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自然辯證法》對于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闡述最為系統，相應的認識論、方法論闡述也十分豐富。中國共產黨人擔當著領導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歷史責任，必須在發展觀念上實現真正的轉變。我認為讓各級黨政干部結合現實學習《自然辯證法》，將對這種發展觀念的轉變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劉慧晏）

原標題 [《自然辯證法》的生態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