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就有關于大國和大國崛起的理論。特別是出現在春秋戰國和三國時期。而在漢、唐、宋、元、明、清等有統一中央政權的時期,則有關于大國處理對外關系的理論和實踐。
首先,在春秋時期,“霸道”的理論占據主導地位。《淮南子》認為“五霸任力”。這里的“力”指的是國力,即一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呂氏春秋》強調“先事而后兵”。這里的“事”指為著強兵之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富國的措施或事功。各國爭霸,首先是國力的較量。“五霸”中的齊桓公和晉文公都十分重視生產和商業。越王勾踐實行“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的方針,恢復和發展國力和軍力,從而一舉打敗曾征服過越國的吳王夫差。為爭奪霸權,一些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進行過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改革,改革成功的往往成為強國。而且,爭霸是在周天子一統天下(雖然周天子的名分已名存實亡)里進行的。齊桓公和晉文公為了爭取各國對他們爭霸行動最大程度的支持,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從表面上并不根本改變當時天下的格局。
第二,在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理論起主導作用。當時,七雄并起,爭奪天下。趙、韓、燕、楚、齊、魏等國為對付秦國,實行聯合陣線形式的“合縱”戰略。而秦國則采用“連橫”戰略,分化瓦解“合縱”陣線,各個擊破,實現了統一中國。
第三,在三國時期,一方在三角關系中如何尋求最大利益的理論是當時影響最大的理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諸葛亮出山前向劉備分析天下形勢的《隆中對》。諸葛亮認為,當時實力最強的曹操一方地廣人多,兵強馬壯,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因此“應避其鋒芒”;實力次之的孫權一方“占據江東,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因此只能結為友盟,同樣不可與其正面爭奪。 諸葛亮提出的戰略是先奪取并“以荊、益為根據地”,然后“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時機成熟時,可分兩路北伐,夾擊曹操,則統一大業可成。
第四,明朝和清朝將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封貢”體系發展到鼎盛狀態,體現了中國“和而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有助于中國與鄰國和睦相處。但這種體系自身也存在致命的弱點,它使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自以為是優于其他一切國家的“中央大國”,盲目樂觀,甚至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了中國在近代史上的落后挨打,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凌。
現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政治學和世界歷史研究中都涉及大國崛起理論。隨著這些領域研究的深入,關于大國崛起理論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進展。(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夏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