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預對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扭曲使增長不可持續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呈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建立，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構性扭曲所蘊含的弊端也逐漸顯現。政府和市場兩重力量作用于經濟體的運行，但二者的分工卻并未得到有效合理的劃分。在改革開放前期，政府在建設市場機制方面有著重要的制度貢獻，但這種制度設計中依然存在十分濃重的計劃色彩，具體而言，政府不僅是市場秩序、規則的制定者，而且通過權力與國有資本的聯合，直接參與到了市場游戲之中。

　　隨著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金融業在整體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逐步顯現，但在現實中，銀行、證券市場對實體經濟部門的服務作用并沒有隨之快速提升。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國有資本和大型民營資本享受了更多的金融服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需要各種規模、類型的企業進行異質性競爭。對于中小企業以及微型企業而言，金融服務的可得性更為重要。政府庇護下的企業往往享有與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等無關的政策性成本優勢，不利于市場競爭的充分展開，也阻礙了企業效率的提升。

　　我國經濟的下一輪增長動力，在于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化不僅意味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或者農村人口就地變為城市戶口，關鍵還是要實現這部分人口的市民化。在城鄉二元經濟的巨大差距之下，農村人口的遷移是一個必然現象，中西部地區不少地方政府通過政策推動本地人口外出打工。但要實現農村移民的市民化，就需要各地方政府提供充足、公平的公共服務。戶籍制度所帶來的社會保障、居住權利等方面的分割，使得農村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成本過高。此外，與城市化相伴隨的城市房地產開發，雖然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動力，但隨著城市住房價格的高企以及如教育、醫療等具有公共品意義的服務價格的提高，農民所面臨的巨大潛在成本將阻礙城市化的快速推進。

　　從各種類型所有制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1997年開始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確實造就了一批具有巨大資金規模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的資本擴張也對民營部門造成了負面影響。具有行政壟斷性質的央企和國企，利潤往往來源于政策優勢，從整個經濟體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其利潤實質是從一般消費者和民營企業的利潤中擠占出來的。這在國有資本處于產業鏈上游的情況下尤為明顯，上游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價格加成，通過流通轉變為下游企業的成本，擠占了下游企業的利潤空間。同時，地方政府對于本地稅基的保護，也導致鋼鐵、機械、水泥等產業出現大規模重復建設，產能過剩現象突出；對于一些規模效應比較明顯的行業，企業間的兼并重組也受到地方政府的限制，無法深入發掘潛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