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宏觀及微觀經濟領域的諸多問題，哪些政府應該介入，哪些不需要介入，這一問題值得認真思考。圖片來源：搜狐網

??? 作 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袁志剛

　　按 語

　　改革開放以來的30余年，中國經濟在早期增長中獲得了非同一般的能量和動力，在所有新興經濟體和轉軌經濟體中獨樹一幟。但是，這種粗放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其增長動力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要素價格的扭曲，無法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政府力量的無所不在，一定會破壞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并使經濟結構扭曲，阻礙經濟轉型。未來政府轉型的關鍵，在于分清市場和政府的界限，明確政府職能。

　　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在轉軌初期具有增長效應

　　在明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目標后，我國市場機制的建設是在“頂層設計”的引導下進行的：中央政府設定基本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部門同時在這個框架內進行制度創新，通過試錯機制，形成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秩序。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央一方面通過價格的“雙軌制”，放寬了國有企業生產和銷售的限制，解決了基礎生產資料生產的瓶頸；另一方面開始允許民間資本進行投資、生產，充分調動了國內資本的積極性，降低了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流動壁壘。并且，在以GDP為主要政績衡量標準的行政體系內，地方政府執政目標與當地各類型經濟主體利潤的牟取存在制度上的激勵相容。各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也成為構建其政績的重要內容和手段，這種“錦標賽”式的地方競爭，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推動力。雖然存在普遍的低效配置問題，但地方政府所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為市場的高效運行提供了必要的公共品，這對市場而言是一種有力的補充，有效降低了經濟運行所需要的整體交易費用。

　　就宏觀經濟整體而言，中央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制度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商業銀行體系的建立，使得銀行系統由專門為經濟計劃配置儲蓄資本的角色，轉化為具有一定自主經營權的融資角色。證券市場的設立和發展也為金融多元化創造了條件。雖然整體來說，我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并沒有體現出較高的效率，但在改革開放初期，這種資本融通形式的創立，為經濟發展的“制度紅利”發端打下了基礎。隨著高考的恢復和人口遷移流動限制的制度性放松，我國勞動力市場在較大范圍內實現了資源整合和質量的提升，尤其在加入WTO以后，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人口紅利”保證了近十年來經濟增長的要素供給。

　　1997年開始的國企改制，以及1998年伊始的房地產市場改革，是對現有資本利用效率的顯著提升。國企改制前，雖然在民營部門和外資的迅速發展下，國有資本運作的低效率和對金融資源的占用，并沒有對經濟增長造成明顯的“拖后腿”現象，但隨著國有資本轉化為民營資本的經營模式的變化，這部分市場化了的運營資本的效率確實得到了提高。房地產市場的改革為資本市場提供了更大的資源，揭開了德·索托所謂的“資本的秘密”，使得民間財富得以轉化為資本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