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范圍的問題。我不是說不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強調集中統一都不對，也不是說不要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問題都在于“過分”，而且對什么是分散主義、鬧獨立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于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復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112〕、王明〔146〕、張國燾〔115〕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制還沒有成為嚴格的制度。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147〕、一九五九年“反右傾”〔110〕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林彪（1）鼓吹“頂峰”論，說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這種說法在全黨全軍全國廣為流傳。粉碎“四人幫”后，還把個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時間。對其他領導人的紀念，有時也帶有個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發出了關于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于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不利于掃除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這個指示還為糾正這一類缺點，作出了若干規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還要說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處給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蓋房子，“四人幫”垮臺后，還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此外，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干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很不妥當。以上種種嚴重脫離群眾的事情，從中央到各級不許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