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后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里，甚至在原始社會里，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⑸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系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系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范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并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著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后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于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后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