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斗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于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后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黨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著。然而由于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25）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